段玉裁：一生只注一本书
嘉庆二十年（1815），苏州。
一部三十卷的大书终于刻完。为了付印，作者花光了全部积蓄。四个月后，他在贫病交加中去世。
同一年，老友王念孙得到消息，叹了一句：
若膺死，天下无读书人矣。
若膺，是段玉裁的字。
而那部书，叫《说文解字注》。王念孙给它的评价是：
自许慎之后，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。
许慎是东汉人，写《说文解字》在公元一百年前后。从那时到段玉裁，中间隔着一千七百年。这一千七百年里，无数人读过《说文》、抄过《说文》、刻过《说文》，却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，把它从头到尾重新校订、重新注疏过一遍。
段玉裁为这件事花掉的时间，是四十年。
一、不耕砚田无乐事
段玉裁（1735—1815），字若膺，号懋堂，江苏金坛人。生于金坛西门外大坝头村，一个耕读之家。
他六岁由祖父开蒙，读《论语》。就在那一年九月，祖父、祖母在两天之内相继去世，段家一日之间要安葬两位老人。此后他随四叔祖读《春秋》，九岁起改从父亲读书。
十三岁应童子试，当场背诵《左氏传》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《周礼》，主考官江南学使大为赞叹，录取为秀才，还奖了他一部《朱子小学》。这件事他记了一辈子，晚年仍在文中提起。
段家传下一句诗，出自段玉裁的祖父段文。他的父亲段世续"每诵"这两句，用来律己、教子。多年以后，段玉裁在《说文解字注》里自述家世，又把它一字不差地记了下来：
不种砚田无乐事，不撑铁骨莫支贫。
"砚田"，把砚台当田来耕。这两句几乎提前写定了他的一生。
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），二十六岁的段玉裁中举人。此后两次赴京会试均告落第，只得以举人身份在景山万寿殿官学教书，一教七年。
也是在京城，他结识了一生最敬重的人——戴震。
他想拜戴震为师，自称弟子，戴震不肯；直到他三十五岁，戴震才以师弟相称。这段交往只有十四年——戴震于一七七七年去世——却奠定了段玉裁一生的治学方向。
戴震给他最重要的东西不是结论，而是方法：由音韵入手治文字训诂，形、音、义三者互求。
段玉裁交出的第一个像样成果是《六书音均表》，分古韵为十七部。今天回看，这部书正是他后来注《说文》的地基。
二、白日理政，夜半篝灯
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），三十六岁的段玉裁被授贵州玉屏知县。此后调往四川，先后知富顺、南溪、巫山，前后做官十年。
在富顺，他开仓济贫、劝课农桑、开设书院，还主持重修了《富顺县志》。离任后，当地人称他为"循吏"。县志里留下一个细节：他的住处常年有一盏灯亮到深夜，人称"县尹读书楼"。
《六书音均表》就是在任上改定的。他自己说：
每处分公事毕，漏下三鼓，辄篝灯改窜是书以为常。
公事办完，夜到三更，点上灯接着改书稿——这是他的日常。
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），他以父亲年老多病、自身有疾为由辞官。返乡的船上，卸下七十二只箱子。乡邻以为他做了十年清官总该有些积蓄，有小偷半夜撬开两只，满箱书稿，气得大骂"穷鬼"，把箱子扔在路边。次日被打更人拾获上交，段玉裁见书稿失而复得，大喜，还送了两只猪腿答谢。
在他眼里，书就是金银财宝。
这一年，他四十六岁。
三、先编"长编"，再写"注"
辞官之后，段玉裁卜居苏州枫桥，把门关上了。
他要做的事只有一件：注《说文》。
为什么非注不可？因为到清代，《说文解字》早已不是许慎原本。经过历代传抄、宋代刻版、明人翻雕，讹、脱、衍、倒层层累积。通行的大徐本（徐铉校定本）错误尤多，小徐本（徐锴《系传》）稍好，也非善本。读它的人，动辄如隔云雾。
段玉裁用的办法很笨。
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起，他不急着写注，而是先做一件事：把《说文》九千余字相关的全部材料——经史子集里的用例、《尔雅》《方言》《广韵》里的训释、前人校勘的意见——分门别类辑录成册，编成一部长编，取名《说文解字读》。
这一编，编了十九年。
长编初具规模之后，他才动笔写注，又用了十几年把它浓缩、精炼成《说文解字注》。嘉庆十二年（1807），全书告成，他七十三岁。
书成之后，他又改了八年。嘉庆二十年（1815），全书刻成。
从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算起，到此刻，整整四十年。
四、千七百年来，无人做过的事
段玉裁的注，不是把《说文》重讲一遍。他主要做了四件事。
一是校勘。 他以《尔雅音义》《玉篇》《韵会》《太平御览》等书所引《说文》为据，比勘大、小徐本，订正传写与刻版的讹误，力求恢复许书本貌。
二是阐明体例。 许慎没有留下凡例。段玉裁从正文中把规则一条条挖出来：如何分部、如何排列字序、如何说解、如何处理"读若"、古籀文如何处理……读者第一次能看清这部书的骨架。
三是阐发词义。 许慎只讲本义，段注兼讲引申义和假借义，一词多义因此各有归宿。他还用"统言""析言"辨析近义词的细微差别；明确"连绵字不可分释"，说明他已经意识到字与词并非一回事。
四是说明字义的变迁。 一个字从先秦到清代，意义如何流转，他在注里一一交代。
这些工作琐碎到近乎笨拙。但正是这种笨拙，把《说文》学推上了全新的高度。
对校书的难处，他自己看得很清楚：
校书之难，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，定其是非之难。
照本子改字，改得一字不错，不难；难的是判断哪个本子上的字才是对的。这句话，至今仍是校勘学的名言。
五、春蚕结茧
《说文解字注》的最后二十年，段玉裁过得并不好。
他原有风湿臂痛，又跌坏了右腿，后来又患疮疾。他给友人的信里写：
堪称老、贫、病三者兼有之。过去耻于对人说贫窘，此时则不能隐讳矣。
给王念孙的信里写：
弟年七十余耳，乃昏聩如八九十者。
七十出头的人，自称糊涂得像八九十岁。而他真正担心的，始终是同一件事：
贱体春病如故，栗栗危惧《说文注》恐难成矣。精力衰甚，既成而死，则幸矣。
怕书完成不了。若能在完成之后再死，就知足了。
他还在信里借古人给自己打气——孙膑受膑刑而修《兵法》，左丘失明而有《国语》：
段氏坏足，《说文注》成。
晚年又有讼事缠身，他被迫辗转迁居镇江、苏州。八十岁这年，书终于刻成，积蓄也耗尽了。
书成之后，他对学生说：
吾以春蚕一般，茧既成，惟待毙焉。
像春蚕，茧结成了，只等着死。
嘉庆二十年（1815）九月八日，段玉裁在苏州去世，年八十一。
他的外孙，叫龚自珍。
六、一生只注一本书
严格说，段玉裁不止写了一部书。他著有《六书音均表》《古文尚书撰异》《毛诗故训传定本》《周礼汉读考》《仪礼汉读考》《经韵楼集》等近三十种、七百余卷，《清史稿·儒林传》有传。他与王念孙并称"段王之学"，是乾嘉学派绕不开的人物。
但他一生最重的心力，确实只灌注在一部书上。
四十年，只为把一部一千七百年前的字书，重新讲清楚一遍。
这在今天几乎是一种反常识的选择。我们习惯了快：选题要快，成稿要快，更新要快，热点过去就没有价值。段玉裁提供的另一种样本是——把一件事做到无人能及，代价是四十年，是老、贫、病，是一部书刻完就花光积蓄。
他也并非没有别的路。辞官那年四十六岁，正当盛年；以他的才学，做官、讲学、往来应酬，都足以过得体面。但他选择了"闭门"。
所以"一生只注一本书"这句话，重点不在"一本书"，而在"一生"。
一个人的一生，够不够把一件事说清楚？
段玉裁用四十年回答：够。但要真的用掉四十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