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骏声：打通字形与声韵的一步
《说文》研究到清代，出了四大家：段玉裁、桂馥、王筠、朱骏声。四个人各有一部代表作。
段玉裁的《说文解字注》是给许慎做注释，王筠的《说文句读》是讲通顺，桂馥的《说文解字义证》是找证据。三个人做的都是同一件事——**把许慎讲清楚**。
朱骏声不太一样。他写了一部《说文通训定声》，做的是另一件事：**把《说文》五百四十部的顺序整个推翻，按声音重排一遍。**
这件事为什么重要，要从一个两千年没讲清的问题说起。
转注和假借，谁也没说清
「六书」里的前四样——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——讲的是字形怎么造，一向清楚。后两样「转注」「假借」不一样，许慎只给了八个字的定义和两个例字，后人越讲越乱。
许慎的原话是：「转注者，建类一首，同意相受，考、老是也。」意思是同一部首、意义相通的两个字互相解释。可是「建类一首」到底指什么，一千多年没人说得服谁。
朱骏声干脆推倒重来。他在《说文通训定声》的自叙里写下一句很直接的话：
窃以转注者，即一字而推广其意，非合数字而雷同其训。
「转注」不是几个字凑在一起训释相同，而是**一个字把自己的意义向外推广**——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词义引申。
他给转注重新下了定义，连例字都换了：
转注者，体不改造，引意相受，令、长是也；假借者，本无其意，依声托字，朋、来是也。
「体不改造」——字形不动；「引意相受」——意思引出去、接过来。这条讲的是引申。「本无其意，依声托字」——本来没有这个意思，借个同音的字来用。这条讲的是假借。
许慎原来举的例字是「考」「老」，朱骏声换成了「令」「长」——正是许慎给假借举的那一对。**他把这两组例字调换了位置。**
他把话说得比前人清楚
光换定义还不够。朱骏声接着给两条路划了一道极清楚的分界线：
就本字本训而因以展转引申为他训者，曰转注；无展转引申而别有本字本训可指名者，曰假借。
有引申关系的，是转注；没有引申而另有本字可指的，是假借。一句话，把缠了一千八百年的两团线分开了。
他还从使用的结果上再补一刀：
假借，数字供一字之用而必有本字；转注，一字具数字之用而不烦造字。
假借是几个字借用一个字形，但原本各有自己的字；转注是一个字承担几种意义，而不必另造新字。前者省字形，后者省造字——两条路的代价不一样。
为了让这两条不那么空，朱骏声拿两个字做了全流程示范。一个是「考」：
「胡考之休」为本训，老也；「考槃在涧」为转注，成也；「弗鼓弗考」为假借，敏也。
《诗经·周颂》里「胡考之休」的「考」是本义：老。《卫风·考槃》里「考槃在涧」，意思是「成」——盘桓而成，这是引申（转注）。《唐风·山有枢》里「弗鼓弗考」，是敲击的意思——这是假借。一个字，三种用法，一条引申、一条借音，分得清清楚楚。
另一个是「令」：
「自公令之」为本训，命也；秦「郎中令」为转注，官也；「令闻」「令望」为假借，善也。
「自公令之」的「令」是命令，本义。「郎中令」是官名，从「命令」引申出来，这是转注。而「令闻」「令望」的「令」当「善」讲，那是借了「灵」字的意思（「灵」也有良善义）——这是假借。
这一套讲下来，转注和假借不再是两个说不清的术语，而成了两个可以拿字去验的操作。
把部首推翻，按声音重排
定义讲清了，接下来是大动作。
《说文》按部首排字，五百四十部。朱骏声不用了。他挑出一种东西当全书的纲：**声符**。
《说文》里的形声字，都含一个提示读音的部件，朱骏声一共找出一千一百三十七个声符，把它们按古韵分成十八部——部名用的是《易经》的卦名。同一批从某个声符孳生出来的字，就编在一起。他自己给这一步起名叫「定声」。
全书的体例因此分三层：
第一层是「说文」，讲字形，说明字形与字义、字音的关系，定下本义；第二层是「通训」，讲字义的引申和假借——也就是上面那一大套；第三层是「定声」，按古韵分类，用上古韵文的押韵来证明古音。
朱骏声说过一句概括全书的话：他做的这三件事，就是〈说文〉〈尔雅〉没讲透的地方，用一部专书把它讲透。
三层里，**「通训」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**，也是他最看重的地方。书名取作「说文通训定声」，「通训」两个字放在正中间。
这个改动看着只是换了个排序方式，实际不然。**部首排的是字形，声符排的是字音。**朱骏声把纲从「形」换成了「声」，等于宣布：《说文》里字与字的关系，除了它的偏旁，还有一套靠声音连起来的关系——而这套关系，许慎没有系统整理过。
打通字形与声音的那一步
这就要说到他的野心了。
清代的《说文》四大家，段玉裁成就最高，也已用到「因声求义」——从声音去找意义。但段玉裁的底子仍是部首，仍是形。朱骏声更进一步：**他直接把声音当成编排全书的纲。**
这一步的意义在于，它承认了汉字的另一条生长线。字不光靠加偏旁孳生（形这条线），还靠声音相联（音这条线）。「一字而推广其意」，靠的正是这两条线交替发生作用。
朱骏声做的，就是把字形与声韵这两条线接起来，放在同一本书里对读。**段玉裁是把《说文》讲清楚，朱骏声是把《说文》重新组织一遍。**前者是注，后者是重构。
这也解释了书名里的「定声」。他为什么非要给每个字定出一个古音？因为只有音确定了，同声符的字才排得准，「通训」里讲的引申假借也才靠得住。音是骨架，义是血肉，形是入口——三层缺一不可。
这个人
朱骏声，字丰芑，号允倩，江苏吴县人，生于乾隆五十三年（1788）。他十三岁读《说文》，一读就通；后来师从考据大师钱大昕——钱大昕一见就看重他，说「衣钵之传，将在子矣」。
嘉庆二十三年（1818）中举，官做到黟县训导（一个县学的教职）。咸丰元年（1851），他带着《说文通训定声》和《古今韵准》《柬韵》《说雅》一共四十卷进京呈献，咸丰帝看后认为淹博，赏了他国子监博士衔，接着升扬州府学教授——他以有病推辞，没有赴任。
书成书于道光十三年（1833），到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）完成。他是那种著述很多而不求闻达的人，除文字训诂外还长于天文历算。咸丰八年（1858）去世，七十一岁。
《说文通训定声》后来和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、桂馥《说文解字义证》、王筠《说文句读》并称，四个人被称为「说文四大家」。今天读它，多是为了看「通训」——那里面讲的引申与假借，是汉代以后无人系统讲过的东西。
写在最后
把《说文》按声音重排，这个动作在当时是冒风险的。许慎的部首次序被看作是经典的组成部分，动它等于动了《说文》的骨。
朱骏声动它的理由是实用的：部首只能顺着字形找字，而读古籍时遇到的难题，常常是「这个字在这里为什么不按本义讲」。要回答这个，就得有一本按声音编、按引申义编的工具书。
他做出来了，只是晚了一百多年才被真正看重。**段玉裁让《说文》变得可读，朱骏声让《说文》变得可用。**这一步之差，是他和另外三位最大的不同。